2019年1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高度強調“堅持底線思維、防控化解重大風險”，特別指出當前政治、經濟、社會、科技、外部環境等方面的風險環環相扣、互相作用，如果處理不好，很可能一個爆點，就引發一系列危機，必須“有效防范各類風險連鎖聯動”。
毋庸置疑，重大核事故對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造成的致命打擊，對“各類風險連鎖聯動”的引爆作用，非任何其他行業的安全事故可比。自今年5月推出就備受關注和熱議的電視劇《切爾諾貝利》（由美國HBO和英國SKY合拍，根據2015年獲諾貝爾獎的紀實文學《切爾諾貝利的悲鳴》改編），對此做了真實、生動的詮釋，讓人了解到33年前那場大劫難之慘烈的同時，更深刻地理解了前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核事故20周年時發出的感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這場核事故是壓倒蘇聯的最后一棵稻草、民眾對政府產生了極度不信任感和幻滅感”。
我國目前在運和在建核電站已高達58座，數量已與法國持平、位居世界第二。在我們之前“擁有50座以上核電站”的四個核電強國中，美國、前蘇聯和日本均未逃過重大核事故的劫難。如何確保重大核事故不要在我國國土上發生，已成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一項艱巨而持久的重大任務，應是“防控重大風險、堅持底線思維”的重點關注之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核電業界今天條分縷析、輕而易舉地闡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所采用的石墨堆和福島核電站所采用的沸水堆，本身就存在著如何如何的設計缺陷”，并自信滿滿地斷定“中國根本沒有這兩種堆型、且技術已如何如何改進，絕對不會發生切爾諾貝利和福島那樣的重大核事故”之時，殊不知，在核災難發生前，切爾諾貝利和福島也都是“技術先進”的代表，人們對其“安全性”也都“自信滿滿”！直到重大核事故發生，“核安全神話”才破滅，之前被忽視和低估的技術缺陷才凸現出來，被層層隱瞞和掩飾的偷工減料、搶工冒進、違規操作等管理問題才浮出水面！
觀看熱播劇《切爾諾貝利》，閱讀《切爾諾貝利的悲鳴》、《福島核事故真相》、《核電員工最后遺言-福島事故十五年前的災難預言》等一系列史料，不難發現一個亟需我們引以為戒的共性問題：重大核災難發生前，通常都盛行著“核安全神話”。在僥幸、貪欲和自以為是的驅使下，不僅公眾完全被蒙在鼓里，連國家最高領導人也成為業界合力隱瞞的對象。
一、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發生之前的蘇聯：“我們不會有任何事故，因為蘇聯的核電站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好的核電站”
1、切爾諾貝利是當時蘇聯最大、最先進的核電站。第一顆原子彈誕生于美國，和平利用核能即核電（把原子彈不可控的巨大能量，轉化成可控的能量來發電）的科學桂冠則由蘇聯摘下。1954年6月，蘇聯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電站，此后歐美各國追趕蘇聯的腳步，于上世紀六十年代拉開了核電大發展的序幕。
于1970年開始建設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有個閃亮的別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締造者的名字命名，可見它的地位之高，其所在地普里皮亞季市，也是一座代表了蘇聯最高規劃水準的“五星級模范城”。切爾諾貝利計劃建設12座反應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核電站，所采用的石墨反應堆（RBMK大功率管式反應堆）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核裂變發電技術,且已有十幾年的成功實踐。時任蘇聯科學院院長亞歷山德羅夫甚至宣稱說“石墨反應堆安全到可以安置在紅場，就像擺個茶爐一樣，過程跟煮茶沒有區別。”當時，人們堅信石墨反應堆“絕對安全”——無論如何都不會爆炸，最多就是水箱爆炸。
承載著蘇維埃國家驕傲和科學優勢、代表著最先進最現代化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在重大核事故發生前，一片欣欣向榮，在核電站工作也被認為是非常光榮幸運、令人羨慕的事情。然而，1986年4月26日凌晨，投運不到3年的四號機組發生驚天一爆，讓舉國之力打造的“希望之城”頃刻之間變成了人間地獄，也永久地改變了蘇聯的歷史走向。上世紀80年代，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博弈的形勢下，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引發的經濟崩潰、紅軍犧牲、人民失望，如多米諾骨牌倒塌一樣，拉開了5年后蘇聯解體的序幕。
2、社會認知被“核安全神話”引入“無知而無畏”的歧途。《切爾諾貝利的悲鳴》通過關注眾多“小人物”（核電站員工、居民、學者、醫生、教師、士兵、清理員等）的真實生存狀況，記錄下20世紀這場最大技術劫難對人、對社會、對一個國家的影響。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在2015年獲諾獎時感言：“切爾諾貝利災難過去了30年，但我們從未真正反思那場大災難。人類如不正視這個問題，必將為此付出更慘重的代價。”其中，當時社會上泛濫的“核安全神話”對公眾認知的麻痹和誤導，尤其值得反思。
核物理學家、白俄羅斯科學院核能研究所前所長瓦西里·鮑里索維奇·涅斯捷連科：“所有人都被灌輸了這樣的思想，蘇聯和平利用原子能不會有危險，安全得就像使用煤和炭一般。……在切爾諾貝利災難發生的五年前，白俄羅斯科學院的低劑量輻射研究室被撤銷，理由是‘我們不會有任何事故，因為蘇聯核電站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好的核電站’”。
生物學家、環境保護監察員卓婭·丹尼洛夫娜·布魯克：“在中學和大學，我們受到的教導說核電站完全就是田園般的美好事物，是神話般的可以‘無中生有的能源制造工廠’，工作人員穿著白大褂坐在那里，只要操縱按鈕就行了。切爾諾貝利在人們毫無思想準備、對技術絕對信賴的背景下爆炸，我們沒有得到一點兒警示信息……當時有人聽了西方的廣播，說要服用什么碘片。但更多人的反應是：敵人幸災樂禍，而我們一切如常。”
前斯拉夫哥羅德區委第一書記弗拉基米爾·馬特維耶維奇·伊萬諾夫：“在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前，人們把原子叫作‘寧靜的勞動者’，為我們生活在原子時代而感到驕傲，根本不會想到原子恐懼、更不會擔心未來……當時,核電站就代表著未來。我曾經去過一個核電站，那里靜謐、莊嚴、清潔，掛著大大小小的紅旗和‘社會主義競賽勝利者’的錦旗。我們被告知我們是幸福的……”
前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中寫道：“26日清晨我被告知核電站發生事故，最早的消息都只說發生火災，完全沒提到爆炸”“蘇聯科學院院長也說‘沒什么大不了的。之前也有工業反應堆發生過同樣的情況，他們都解決了。’……這類錯誤資訊造成了恐怖的后果”。直到1000公里外的瑞典核電站都檢測到輻射超標，戈爾巴喬夫接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電話后，才知這不是“一場小火災”！1986年7月的蘇聯政治局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憤怒地說：“30年里，我們從你們——科學家、專家和部長們——那里聽到的是，這里一切都很安全，結果表明你們都毫無控制能力。”
其實，切爾諾貝利大爆炸之前，并非沒有任何前兆和預警。1993年4月17日俄羅斯《消息報》文章公開批露：列寧格勒核電站、伊格納林納核電站分別在1975、1983年都發現RBMK型反應堆有設計缺陷。在切爾諾貝利大爆炸發生前半年，庫爾斯克核電站的一位專家還曾專門致信蘇聯國家核能監督委員會,警告說RBMK型反應堆存在危險，但是主管核能的領導并未重視這一預警，直到大禍降臨！
二、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前的日本：“日本核電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在國外發生的重大核事故，在日本根本不會發生”
1、福島核事故的禍根不是“天災”而是“人禍”。2012年7月5日，日本國會福島核事故獨立調查委員會最終判定，福島核事故“明顯是人禍”，禍根是：日本核安全監管機構即原子能保安院（NISA）和核電運營商即東京電力公司，共同觸犯“核安全文化”紅線——將自身經濟利益置于公眾安全利益之上。
在福島事故前，東京電力與NISA均已知道，為滿足新安全導則的要求，必須對電站的1號～3號機組進行結構性加固。但東京電力并未按要求實施加固工作，還強力反對新的安全規定，并得到了NISA的默許和放任。此外，NISA和東京電力均認識到存在海嘯導致堆芯熔毀的風險，但抱著“核電站是安全的”僥幸心理，并未針對這一風險制定相應的規章、采取任何防護措施。因此，獨立調查委員會《福島核事故正式調查報告》特別強調：“福島核事故本是可預防的，NISA和東京電力將事故的誘因歸于意料之外的海嘯而不是更有預見性的地震，是在試圖逃避責任。”
與蘇聯石墨堆不同，日本采用的都是輕水堆（包括沸水堆和壓水堆）。早期日本核電因事故和故障而停堆的事非常少見，讓整個業界自信滿滿，自詡“日本核電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外發生的重大核事故，在日本根本不會發生”。資深核電專家張祿慶先生1987年赴日本參觀訪問福島第一核電站時，特別問道“是否存在什么安全問題”，時任廠長自信又調侃地回答“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一直沒出過安全問題，因為從沒出過事，可能就會產生麻痹和松懈”。
歷史就這樣吊詭。2011年3月11日一場大地震和海嘯過后，福島核電站發生了與切爾諾貝利同級別的重大核事故。雖然沒像切爾諾貝利那樣驚天大爆炸，但福島核泄漏的嚴重程度讓全世界最頂尖的科學家們都束手無策：核反應堆需要一刻不停地“注水冷卻”，至今也控制不住核污水以每天數百噸的速度增長，目前總量已超過100萬噸，廠區核污水存儲罐已堆滿為患，不得不排向大海。但是，一個太平洋似乎也不夠稀釋這些源源不斷的核污水，近年來國際媒體不斷報道“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等地已發現福島核電站的放射性物質、海洋生物變異”。東京電力無奈坦承：“目前還無法搞清反應堆的內部情況，處理核事故的核心工作——‘取出燃料殘渣’至少要到2045年才可能完成（還不算反應堆機房和核廢料的安全處置），今后將是一場終點遙遠的馬拉松”。福島核電站如何廢爐，已成人類歷史上最艱難、尚無解的一項拆除工程。
2、“核安全神話”破滅前后的日本社會大反思。福島核災難發生前，并非沒有人發出警告。比如：
曾在福島第一核電站工作、國家級設施配管一級技師平井憲夫，早在1996年就為核電站的安全隱患奔走呼號：“如果不知道工程現場情形，是無法得知核電真相的…特別是位于地震帶的日本，不只核電廠事故，還必須提防大地震帶來的影響。再這樣下去，早晚會發生無可彌補的悲劇。”
曾參與福島第一核電站設計、在福島工作長達30年的前東芝核電設計維修工程師小倉志郎，2007年就公開發表《在核電廠林立的國土上無法打自衛戰爭》，指出核電站的致命弱點即“乏燃料池相當于毫無遮掩的原子爐，危險甚至超過原子爐”，因為所有核電廠從一開始設計就沒有假定乏燃料池會發生核反應，一旦發生意外工況，完全束手無策。乏燃料存放密度越高、就越容易發生事故。
2004年震驚世界的超級地震——南亞大海嘯發生后不久，即有一位東京大學教授在NHK指出“日本位居從阿留申群島一直延伸到臺灣的一個大型地震帶，也可能發生這么大規模的地震”，卻被認為是“危言聳聽”。
福島核災難發生后，曾參與福島核電站設計建設的美國通用公司前原子爐設計師菊地洋一，直指“核安全神話”的禍患：“政府及電力公司一直強調日本核電廠與蘇聯不同，有圍阻體（即安全殼）封鎖放射物，有多重保護系統，若發生什么事故，就會自動停止、絕對安全，但理想中的安全機制在現實中完全失效……我深刻感受到‘核電技術的不成熟、人類的不理性’，安全無虞的核電是不可能被建造出來的”。
2015年11月4日，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在關于日本原子能的會議上坦言：“在我做總理的時候推進了原子能的發展，那時我相信原子能是安全的、成本低的清潔能源。2011年福島核事故以來，我自己進行了學習，我了解到那全是一派胡言”。
福島核事故五周年之際，曾經歷驚魂之戰——“包括東京在內的整個東日本險遭毀滅、至少要有5000萬人避難”的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仍然在反思：“我曾經以為憑借日本的先進技術，類似于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這樣的事故不會在日本發生，但是現實非常糟糕…現在我已經改變了對核電的看法，我認為日本應該更多地使用更安全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
2017年10月28日，日本早稻田大學黑川哲志、大冢直等著名法學教授和中國學者交流時說：“在福島核事故以前，我們都相信我們的核電站技術先進、是不會出事的！希望中國不要再這樣想，核電站確確實實是可能出事的，你們一定要有這種危機感，并時時刻刻在這種危機感下考慮核電的各個事情。”
四、對中國的重要啟示：切忌在前人的“核安全神話”已經破滅后，又打造并陶醉于中國版的“核安全神話”
熱播劇《切爾諾貝利》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之后，國內核電業界許多人為給公眾“壓驚”，大力宣傳“我國的壓水堆設計與福島、切爾諾貝利的堆型如何不同，安全性已如何提升，事故概率已多么低，我們從未發生過國際核與放射事件分級表（INES）2級及以上的事件或事故”等等，言之鑿鑿，很像國際核污染專家阿里穆夫（Rashid Alimov）所總結的：“無論是切爾諾貝利，還是福島，在核事故之前，都曾有無數專家拍著胸脯保證，說核電站‘絕對安全’”。
相比國內核電界的“自信滿滿”，國際核電界卻在福島事故后有很多“慎之又慎”的聲音。2012年6月8日美國核安全顧問Drell博士在《科學》雜志著文強調“不論軍事還是民用核設施，核安全的‘概率計算’都是不可靠的”；同年3月9日IAEA總干事天野之彌指出“今后仍然無法完全排除發生類似事故的可能。”法國原子能委員會強調：“人不可能不出錯，目前沒有任何技術創新能消除核電站建設運行中的人為錯誤”。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我國核電建設起步晚，運行實踐經驗還遠遠不夠。國際能源署（IEA）2019年的最新統計顯示，中國46座在運核電機組的平均運行年齡只有7年，而俄羅斯、美國、歐盟和日本分別是40年、39年、35年和29年。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們：用已有知識預言未來有很大不確定性，“目前沒有問題”不等于“今后就不會發生問題”。
筆者曾在《日本核電專家在福島核事故前后的十大反思》（《中國經濟周刊》2015年8月24日）一文中，較詳細地介紹了“核電不同于任何其他產業和工程的獨有的安全隱患”，以及全世界的核電站“在實際建設、運行維護、關閉后必然要面臨的種種安全問題”，中國自然也不例外。要貫徹落實“底線思維”、防控重大核事故風險，首先要破除“核安全神話”對社會認知和政府決策的誤導。
1、必須正視“核裂變能”的科學屬性——存在大規模放射性泄漏的風險。資深核反應堆專家、原核工業部副部長李玉侖博士2013年公開發表報告《中國核電發展及其安全風險對策研究》，特別澄清了一個關鍵問題，即“核電的科學定位不是清潔能源”，因為：“核裂變能轉化為電能的過程必然產生放射性核素，并有大規模向環境釋放的風險且后果嚴重；長壽命、高放射性核素沒有任何物理化學方法能消除，只能等其衰變至無害水平，需要時間長達幾萬年至幾十萬年以上。盡管核電廠的廢物量比同等規模的化石燃料電廠要少得多，但卻最受全球關注。放射性外泄事故的發生，并不僅限于核電廠反應堆（像切爾諾貝利和福島那樣的重大核事故），還包括乏燃料中間貯存、乏燃料后處理、反應堆退役和高放射性廢物最終處置等高風險環節。”
目前全世界的核電技術，無論二代還是三代，無論是石墨堆、沸水堆，還是壓水堆，都是核裂變能發電，無法100%確保“不發生核事故”。“大規模放射性外泄的風險”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科學屬性。核電科普必須實事求是，不能回避、淡化要害問題。
2、深刻汲取“核安全監管機構縱容核電企業將經濟利益至上”的慘痛教訓。作為日本最大的核電運營商，東京電力承認曾數十次篡改福島核電站的反應堆數據、瞞報相關情況。核電業界對存在的問題能捂則捂、對安全警告置若罔聞，為何如此諱疾忌醫？日本文殊堆研究所前所長向和夫對此一語中的：“這是想無論如何也要避免核電的發展勢頭被壓制，所以一直不愿向社會正確傳達核電事故和故障所伴隨的風險”。
核安全監管部門不能恪守“安全至上”，縱容企業違規瞞報、偷工減料、搶工冒進，是催生重大核事故的“搖籃”；為自己行業利益而封鎖一切批評質疑聲音，在取消公眾知情權的同時也取消了決策領導的知情權，實質是以“穩定”的名義制造更大的“不穩定”。從蘇聯和日本的教訓看，社會認知多一些“恐核”并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對核電站的安全“過于自信”和心存僥幸，直到大禍臨頭才醒悟。正如杜牧預言的“歷史的宿命”——“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